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的作品迎来了影视化改编的热潮。随着1995年BBC版《傲慢与偏见》的全球热映，当代读者对简·奥斯汀作品的阅读热情也水涨船高。这位卓越的女作家生前出版了六部长篇小说，但在被搬上屏幕的过程中，这些作品在再创作的热度和受大众欢迎的认知度方面有着非常显著的格差。《傲慢与偏见》是奥斯汀生前出版时最畅销的小说同时也是她“最宠爱的孩子”，其影视改编数量也远远高于其他作品。《理智与情感》和《爱玛》紧随其后，以其流畅情节和讨喜人物备受影视圈的青睐。《劝导》、《诺桑觉寺》的翻拍则屈指可数，而《曼斯菲尔德庄园》直到现在甚至仍未有公认的经典影视剧版本。导致这一现象固然有文本自身的因素，而作品的风格结构、人物设定的角色魅力、影像化的表现难易和观众的审美偏好等诸多要素共同构成了奥斯汀作品影视化从夯到拉的序列。
1995年版《傲慢与偏见》海报
从受众接受的角度来说，每一次改编和演绎都是对原著的创造性理解和回应，不可避免地彰显了接受者所处的时代语境。奥斯汀作品的影视剧类型化创作风潮，谱写了当代简迷在影像叙事方面独特的“阅读史”。BBC最近制作的轻喜剧《另一个贝内特家的女儿》（以下简称《另一个女儿》）就是对《傲慢与偏见》的又一次影视化改编。这部以贝内特家的三女儿玛丽为主角的历史剧忠实于原著的时代背景，同时融入了视角转换的“现代性”经验，成功延续了简·奥斯汀作品的精神内核。该剧的热播也开启了以下的一系列议题：为什么简·奥斯汀的小说似乎永不过时？为什么《傲慢与偏见》的故事总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奥斯汀的作品真的只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言情鼻祖吗？经典文本的影视剧改编如何保持传承和创新的平衡？奥斯汀作品的当代复苏背后的成因究竟是什么？
《傲慢与偏见》衍生影视剧的类型化改编概述
从媒介选择、创作策略、改动程度来看，经典文本的跨媒介再创造实践共享着非常宽泛的谱系，《傲慢与偏见》的影视化改编就是典型的例子。科林·费斯主演的1995版《傲慢与偏见》获得了“最像原著”的风评，此版的视听语言也由此成为日后大量影视剧改编的标杆。达西跃入湖中上岸后白衫贴身的名场面，虽属原创情节，但以其直面真实欲望的贴切表达，在几乎所有后来的影视改编中被反复呈现。就接受美学的经典视角而言，用丰富的形式重新讲述（retell）《傲慢与偏见》的故事，折射出的更多是再创造作品所根植的文化语境和审美口味。
全球文化语境下的《傲慢与偏见》影视剧改编往往是对原著的在地化转译和重塑，在叙事节奏和情节推进方面尚算忠实于原著。印度宝莱坞商业喜剧《新娘与偏见》（2004年）对故事作了相当本土化的改编，凸显了非常强烈的反殖民色彩。在伦敦留学的宾利出身印度本地上流家庭，来自纽约的美国贵族达西一开始对娜丽达所在的印度北部小城充满了鄙夷。娜丽达的父母承担不起女儿们的嫁妆，舞会则被载歌载舞的印度婚礼所取代。对标柯林斯的印度表哥推崇西化生活，在加州坐拥豪宅，打算返乡找一个“传统”的顺从妻子。最终，达西放弃了傲慢的西方中心主义，改用一种和当地更深入连接的酒店投资方式，和娜丽达在热闹的印度婚礼中相拥起舞。由此，印度拒绝欧美加诸其身的传统、落后、屈从等印象，推崇珍视家庭凝聚力和传统活力的文化价值。类似的改编还有巴西拍摄的161集电视剧《骄傲与激情》（2018年），在人物设定和故事情节上一举融入了多本简·奥斯汀小说，体现了热烈张扬的巴西风情。2025年年初，以巴基斯坦为取景地的《傲慢与偏见》电影摄制项目正式启动，旨在展现“巴基斯坦的女性力量和文化多样性”。
宝莱坞《新娘与偏见》海报
如果说《傲慢与偏见》的全球改编仅仅悬置了来自文本源产国的文化权力，诞生自英美文化语境的影视剧改编则开启了另一条“戏仿”的路线。具有“对抗性”的戏仿在形式上尊重或接近原著文本，但往往带有强烈的解构性。比如，四集英国电视剧《迷失奥斯丁》（2008年）、美国电影《奥斯汀乐园》（2013年）、《奥斯汀世界的美国人》（2024年）皆属此类，这些影视作品以通俗谐谑的方式消解了原著文本中的经典权威，制造出充满反差的喜剧套路。
《迷失奥斯丁》让现代丽人阿曼达·普莱斯穿越至摄政时期的英国乡村，但女主人公在衣食用度、言行举止和价值观念等方方面面的“格格不入”，对原著的时代美学产生了祛魅。阿曼达对《傲慢与偏见》的前现代格调及其婚恋观满怀憧憬，以预知者的身份取代了伊丽莎白的位置，她的出现也彻底颠覆了原作的故事线：简嫁给了柯林斯，夏洛蒂远走非洲当传教士，宾利拐跑了莉迪亚，乔治安娜痴恋维克汉姆并编造了被胁迫的丑闻，宾利的妹妹卡洛琳是女同性恋者。尽管阿曼达最终成功完成了对剧情的部分“修正”，坦然接受达西的表白，而伊丽莎白却决意留在现代伦敦。该剧对《傲慢与偏见》的重新阐释立足于当代读者的价值观，阿曼达是屏幕前观众的代言人，为着贝纳特家能够实现最大利益而劳心费神，支持为爱走入婚姻，鼓励彼此坦诚真实想法，最终也收获了真爱。同时，该剧致力于打破传统阅读史的人物刻板印象，让我们看到了翻转的可能性：简和宾利或许会因为性格中的弱点选择向现实妥协，维克汉姆也许只是一个为了淑女名誉忍辱负重的好人，卡洛琳的“雌竞”不过是为了尽快完婚掩饰真正的性取向，等等。这些借由戏仿产生的对抗性，目的在于让经典名著褪去严肃而不近人情的光环，用接地气的滑稽嘲弄解构历史名著，刻意放大了古典与现代之间的鸿沟。
《迷失奥斯汀》剧照
类似的戏仿电影《奥斯汀乐园》，通过构建主题公园的形式还原了原著中的历史景观。主题公园本就是拟真幻象的典型载体，预示了女主人公在追逐表象的历程中必将经历一系列的内核崩坏。阴差阳错中，她和误以为是演员的达西发展出了戏假情真的感情。电影《奥斯汀世界的美国人》，奥斯汀的超级粉丝、美国女作家哈里特作为贝内特家的美国表亲穿越到了《傲慢与偏见》的世界，她在领略了自身行为导致的蝴蝶效应之后，彻底抛弃了对达西先生的完美幻想，回到现实生活接受了男友的求婚。这些女性向影视剧在元叙事的游戏中一面嘲弄着达西先生的梦女们，让女主角在沉浸式体验元文本的世界中遭遇种种挫折，号召抛弃幻想拥抱真实，另一面仍然制造了如梦似幻的圆满结局讨好女性观众，屈从于简化情感逻辑的大众娱乐。
承袭故事主线、移植人物关系并将其置于当代世界重新演绎的现代改编同样是《傲慢与偏见》衍生剧的主流做法。从世纪之交的《BJ单身日记》（2001年）系列电影，到近几年的油管短剧《丽兹·贝内特的秘密日记》（2012年）、美国电影《彭伯利庄园的圣诞节》（2018年）、《呼叫达西先生》（2024年）等等，伊丽莎白化身白领丽人，和高管达西共同谱写了当代都市浪漫喜剧。其中，《BJ单身日记》开创了以《傲慢与偏见》为母题的玛丽苏童话。而《丽兹·贝内特的秘密日记》在同类作品中以其媒介样式独树一帜：新媒体硕士生伊丽莎白通过Vlog方式连续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展现个人生活。将原著故事植入网络时代和现代世界，旨在为观众提供爱情幻想，因而鲜少能够提供深刻的社会洞察。
此外，还有一些尝试加入悬疑、恐惧等要素来为元文本制造新鲜感的改编。比如，英国迷你电视剧《彭伯里谋杀案》（2013年）将故事的时间线设定在伊丽莎白和达西婚后六年，伴随维克汉姆被指控杀人的案件寻访展开对原作的续写，满足了人们想要一窥达西和伊丽莎白婚后生活的好奇心。美英合拍电影《傲慢与偏见与僵尸》（2016年）则另辟蹊径，将僵尸危机引入哈特福德郡，在人人自危、充斥死亡焦虑的末世依然为原著的婚恋焦虑保留了空间。
潜藏在生活细节中的历史可能性
经典文本之所以常读常新，正是因为不同时代的读者可以根据个体经验从中汲取到各适其适的丰富内涵，并作出独特的解读。在去中心化和自我解构的倾向中，当代观众更容易从众星捧月式的主角认同中抽离出来，而将注意力投向那些过去从未被在意的角落，对夏洛蒂·卢卡斯的重新发现就是显著的例子。在原著中，伊丽莎白的闺蜜、卢卡斯爵士的女儿夏洛蒂出场次数不多，人设也算不得出挑，但在当代读者的文本细读中，夏洛蒂的形象得到了二次解读，甚至被认为是简·奥斯汀本人的化身和立场投射。迟至第五章才出场的夏洛蒂，曾频频发表切中肯綮的婚恋意见：第六章中，简心悦宾利却装作漠然，夏绿蒂就指出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处在追求关系中的男性需要适当的鼓励，她的话也在后文得到验证；第十八章中，伊丽莎白因为听信维克汉姆的一面之词而打算冷落达西，也是夏洛蒂提醒她不要为了有好感的人放弃一个身价远高于前者的人；夏洛蒂也是最早看破并指出达西对伊丽莎白有意的人。时年二十七岁且没有嫁妆的她，巧妙地让柯林斯主动求婚，显示出非凡的情感驾驭手段和向下兼容的能力。在打理家宅的过程中，她机智地鼓励柯林斯亲手料理花园，只给自己留下了一间不太舒适的起居室，以便减少在家中和柯林斯的共处时间。夏绿蒂的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和主动争取，引起诸多现代读者的瞩目和推崇，并非偶然。
《傲慢与偏见》中的出场人物众多，除了在书中找到归宿的贝内特三姐妹外，其他女性角色的个人命运也颇耐人寻味。因此，在相对忠实于元文本已有剧情的衍生创作中，贝内特家的玛丽和吉蒂，宾利的未婚妹妹卡洛琳以及达西的妹妹乔治安娜较容易被选中为新的女主角。《另一个女儿》就是从配角玛丽出发对简·奥斯汀世界的延伸和拓展。尽管人人都想要成为伊丽莎白，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发现自己和玛丽更为相似，在容貌和能力上并不出色，固守着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念，拙于应对周遭的善意和恶意。在原著中，贝纳特先生带着讽刺的意味提到玛丽喜欢阅读皇皇巨著还会做札记。而玛丽则自认为见解高明，钻研学问，一有机会就卖弄弹钢琴和唱歌的才艺。在道德旨趣方面，她尤显古板，看重柯林斯的论调，在莉迪亚私奔以后也是摆出一副严肃的道学家面孔高谈阔论。《另一个女儿》忠实于原著中关于玛丽性格特点的设定，并将故事的发端设定在原著（王科一译本）结尾中的这段文字：
“后来只剩下曼丽还没有出嫁；班纳特太太因为不甘寂寞，自然弄得她这个女儿无从探求学问。曼丽不得不多多和外界应酬，可是她仍然能够用道德的眼光去看待每一次的出外作客。她现在再也不用为了和姐妹们争妍比美而操心了，因此她父亲不禁怀疑到，她这种改变是否出于心甘情愿。”
《另一个贝内特家的女儿》原著
《另一个女儿》的原著小说作者珍妮丝·哈德洛（Janice Hadlow）曾任英国BBC电视台高管多年，出版过多部以摄政时期为时代背景的小说，包括直接以乔治三世为主角的《皇家实验》以及基于真实历史人物原型的书信体历史小说《心之法则》，对乔治三世统治时期的历史和人物可谓情有独钟。在剧中，玛丽受到舅舅嘉丁纳先生的邀请来到伦敦做家庭教师，陆续结识了嘉丁纳先生聘请的年轻律师汤姆·海沃德和纨绔贵族子弟威廉·莱德，并由此引发了以女性成长为核心叙事的婚恋罗曼史。海沃德最初和玛丽相识，就展现出了平易近人、温和友善的良好道德质素，在和玛丽畅谈诗词歌赋和人生哲学彼此倾心。严谨的法务工作赋予了他理性克制的特点，而他对华兹华斯诗歌的热爱和动情朗诵则表露了天真烂漫的性情。威廉·莱德有着英俊的面孔和庞大的财富，但他追求及时行乐，对包括婚姻制度在内的社会习俗抱有相当前卫的观念。他被玛丽不迎合流俗的一面所打动，并要求玛丽和他去意大利保持未婚同居的生活。由于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女性在婚恋中被物化的程度很高，在他看来这种不婚主义恰恰建基于视对方为真正平等的女性主义立场。
总是沦为配角的玛丽在远离原生家庭之后，逐渐开启自我疗愈的旅程。她不再是衬托优秀姐妹们的壁花小姐，而是有着鲜活爱欲和生活理想的独立女性。她因心仪海沃德而拒绝了威廉·莱德的求婚，却也做好了终身不婚的准备。在习得普世的社会化经验过程中，玛丽屡屡碰壁，最终在遵循社会规范和追求个人幸福之间取得了平衡。全剧的其他配角也生动而立体，比如贝内特太太恳切地倾诉了孤身一人为女儿们寻觅佳婿的苦衷，深感自身不足的柯林斯也会在阅读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中找到生命的答案。
《另一个贝内特家的女儿》电视剧海报
《另一个女儿》的影视改编成功延续了奥斯汀作品的精神内核，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量的历史考据为作品情节添加了不少充满“历史可能性”的丰富细节。作者参照了简·奥斯汀本人的阅读史研究，让玛丽成为女学者的代言人，她通读凯瑟琳·麦考利的历史著作，赞成通过严肃阅读拓展女性才艺。尽管奥斯汀本人没有直接评价过浪漫主义诗歌，汤姆·海沃德凭借诵读华兹华斯的《在威斯敏斯特桥上》让一贯理性的玛丽也体验到了浪漫的感性。《傲慢与偏见》中的柯林斯曾经为贝内特家的姐妹们朗读《致年轻女性的布道文》，离经叛道的威廉·莱德则开玩笑说要烧掉这本书，是对原著的直接戏仿。玛丽和简·奥斯汀本人一样都需要佩戴眼镜，但当时的验光技术导致配镜过程更像是一种随机的“试错”，在片中也有精彩的呈现。这种历史感的重建也包括了部分节点前移的细节创作，比如剧中提到莱德和玛丽都抱有浓厚兴趣的、在佣人之间流行的犯罪小说，实际上迟至工业革命以后才风靡一时。
生活细节上的跨时空弥缝，尤其是对女性阅读史的构拟，不仅增加了观众的鉴赏趣味，而且也是打造原汁原味奥斯汀式风味的关键。奥斯汀充分肯定文学阅读的价值及其意义，并多次借助笔下人物宣扬阅读的益处。“对十八世纪的评论家而言，女性阅读什么以及如何阅读是他们关心的公共议题，奥斯汀的小说正是在强调女性阅读具备个人和政治重要性的氛围中创作的。”（Katie Halsey.Jane Austen and her readers，1786-1945）重构奥斯汀时代的女性阅读史也在双重意义中显得尤为可贵：文学的意义不仅存在于作者的创作企图，更存在于受众和文学文本相遇的时空情境及其碰撞出的火花。
简·奥斯汀笔下的智性与爱欲
在《简·爱》诞生的一百多年后，英国当代女作家简·里斯写下《藻海无边》，将原著中从断壁残垣上纵身一跳的疯女人伯莎·梅森正名为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带的安托瓦内特，揭示了原著中被边缘化的女性人物在种族和男权的双重“他者”中走向悲剧命运的必然性。作为“新维多利亚小说”的代表，《藻海无边》的改写怀着批判维多利亚时代帝国和父权话语的远大愿景，带来对元文本的颠覆性解构。与此同时，奥斯汀作品的文本和影视改编虽然不乏以现代或配角视角对元文本进行重写的再创作，但由于原著本身架构极为精巧，并不追求宏大的叙事框架，读者很容易被作者所创造的稳定的世界所吸引。同时，以《傲慢与偏见》为代表的简·奥斯汀作品在同人创作和衍生影视剧中被一遍遍地复述和演绎，导致伊丽莎白和达西的故事几乎成为了某种通俗爱情故事的原型。这也使得很多人都对元文本及其作者产生了轻慢和低估，认为简·奥斯汀不过是言情类型文学的先驱，她的创作也只是局限在男女婚恋的狭隘视域。用现下流行的真人秀节目来打比方，简·奥斯汀更像是为英国乡村爱情综艺提供反应的观察室嘉宾，只需要对那一方具象的小天地负责。这样的论调其实自其作品问世以来就屡见不鲜。《傲慢与偏见》的译者李继宏在“导读”中提到：爱默生认为奥斯汀的作品格调低俗，立意贫瘠，斥之为“愚蠢绝望者的花痴”；夏洛蒂·勃朗特批评奥斯汀的作品只有呆板的面孔画像和拘束无生气的宅子；丘吉尔则委婉批评奥斯汀对当时的世界局势不置一词，阅读她的作品可以带来逃避现实的愉悦。
我们当然可以反驳说，简·奥斯汀的小说并非只是聚焦“茶杯里的风波”。麦里屯的民兵团之所以在乡村招蜂引蝶，是英法战争如火如荼期间英国大量收编民兵的结果。长子继承制和限定继承制是造成小说里中产阶级女性婚恋问题的客观制度原因。尽管小说中没有点明角色所属的政治党派，但是支持新兴工商业和金融资本的辉格党和主要收入来自农业的保皇派托利党之间的暗流涌动仍昭然若揭。然而，这些防御性的理由仍然不足以解释奥斯汀小说经久不衰的永恒魅力。伊丽莎白和达西的悲喜剧持续上演，奥斯汀作品的有声读物迎来暴增式的订阅，当我们一遍遍欣赏影视翻拍或改编中那些烂熟于心的情节时，令观众反复驻足的，是普遍人性中的受难时刻，它们指向的不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种宏大的情境，而是更加深细的日常经验，并由此产生了深刻的触动性。
主人公有着理性的头脑，却难以获得与自身优越智识相匹配的满足感，一方面不得不屈从于社会成规带来的限制和痛苦，另一方面内心对打破疆界充满了跃跃欲试。她们对自己的处境有着充分的了知和自省，却很难从家庭或者周边获得强有力的支持。她们用活泼有趣幽默机智的谈话表达真实的渴望和爱欲，通过广泛而有益的阅读拓展对世界的认知，并寄希望于这些智性的互动能够弥补不能改变的劣势。简·奥斯汀提供了一份充满诱惑力的邀请函，让简迷们能够在和文本的互动中完成他们的自我投射。
《另一个女儿》之所以成就了《傲慢与偏见》以及奥斯汀作品的一次优雅互文，在于它复现了奥斯汀作品中关于智性和爱欲的自我认知和真实冲突。玛丽曾肩负起自以为是的家庭“责任”主动接近柯林斯，也因为意识到自己不能完全摆脱社会的藩篱而拒绝莱德的第一次求婚。经历长期来自母亲的打压让她在面对舅母一家的善意时经常感到无所适从，受到好友的鼓励时也愿意尝试一把自我提升。起初对海沃德的好感在得知他已有婚约后，被玛丽隐藏在了理性的距离之下。她为海沃德在登山途中的态度转变黯然伤怀却只能借助对暴风雨的异见表达不满，而这种被压抑的情感终于在片末迎来了埃莉诺式的爆发。除了《傲慢与偏见》之外，我们也能隐约看到《劝导》、《理智与情感》乃至《曼斯菲尔德庄园》等作品的影子。
玛丽是如此真实而平凡，以至于观众很容易在那些充满犹疑和反应笨拙的瞬间与之共情。大多数时候，玛丽是生活的旁观者，她也从未得出任何具有权威性的定论。理智和情感孰轻孰重？尽管玛丽开玩笑说伊丽莎白在看到彭伯里时才意识到自己有多爱达西，海沃德为了玛丽的利益考量而把她让给莱德，也是出于更深层次的爱。母职焦虑是否为父慈子孝的表象所遮蔽？贝内特太太孤立无援地为女儿们谋前途，她的刻薄和庸俗似乎也是可以被谅解的。脱离平等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吗？男性为真爱结婚是幸福的，但这在当时是一种性别特权，而女性为了体面结婚也算不得大错。到了结尾众人得知，总是把社会规范挂在嘴边、遵循淑女礼仪的卡洛琳为了追求莱德，放弃婚姻形态追随他旅居意大利。卡洛琳放弃了上嫁的执念，直面个人爱欲，收获了感性的自由，竟然也显得有些可爱。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安顿下来，就连所有注定被评判的特质也都被一一包容和抚平。这也正是奥斯汀作品一以贯之的精神，把文本向一切可能的评判敞开，让价值观的冲突自行发声，允许读者和观众在互动中激发多重意义。
奥斯汀笔下的人物总让我们觉得似曾相识，栩栩如生。时至今日，简·奥斯汀的墓碑旁仍然塞满了读者们给她的手写信。她对文学阅读的推崇、对女性出路的悲悯、对理智和情感的彷徨、对选择自由的向往，以及对生活如其所是的信仰，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观众在她的作品中照见到了不完美的自我建构，获得了周而复始、历久弥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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